我完成本书的意图，在于对文字本身进行书写。细究起来，这是一个自我吞噬的任务。在这个任务中，文字既是对象(相对而立)，又是对抗对象的武器。这样自我吞噬的任务，可以和“反思”(nachdenken)相比较；在反思中，思想与思想相对而立。

关于文字的书写，本身就应该被视为一种反思方式。书写是一种指向并排列思想的姿态，任何书写的人都必须先有所反思。而文字符号就是正确思维的引号。

未写下来、放任自流的思想只会原地打转。这种任何思想都可以回到前一个思想的思维循环，在特定的语境中就被称为“神话思维”；文字符号是将思维从神话引导向线性的引号，这种定向思维被称为“逻辑思维”。

但是，所写的字行不仅引导想法排列成行，还将这些思想引导到接收者那里。这些思想越过句点，走向读者。书写之下的动机不仅在于引导思想，还在于引导思想走向他者。一篇文字作品只有到达另一个人(即读者)手中，它才实现了这个隐藏于书写之下的意图。书写不仅是一种反思的、内向的姿态，也是一种表达的、外向的(政治)姿态。书写的人向自己的内在施压，同时也向外迎向某个人施压。这种矛盾的压力为文字赋予了张力，文字因而得以成为承载和传播西方文化的符码，并爆炸性地形塑了这种文化。

在对书写的第一印象中，人们最深刻的是字行，也就是文字符号的连续排列和线性流动。它们使书写看起来是维思维的表达，因而也是一维的感觉、意愿、判断和行动：一种意识，借助文字得以从前文字意识令人目眩的循环中浮现出来。 这件事比看上去的要更根本，因为它并不是说历史意识能够用各种符码(文字即其中之一)得到表达；相反，文字，这种符号的线性逐个成行排列，才使历史意识成为可能。只有逐行进行书写的人，才能进行逻辑思维、运算、批判、科学研究、哲学思考，才能相应地采取行动。在此之前，人们只能在原地打转。

认为总有事情发生所以就总是存在历史，认为文字只不过是捕捉了已经发生的事情，或把历史时期当作人们以文字记录事件的历史阶段，都是错误的。之所以说是错误的，在于文字发明之前，什么都没有发生(geschehen)，事情只是出现(sich ereignen)。要想让一件事情发生，就必须让它得到某一意识的感知与把握，被这一意识视为一个事件(过程)。 在史前时期(这个术语是恰当的)，什么都不可能发生，因为没有能够感知事件的意识。一切都被感知为永恒轮回。只有随着文字的发明，随着历史意识的崛起，事件才成为可能。

历史是书写的功能，也是在书写中得到表达的意识的功能。

书写的獠牙反对我们从客观世界中制作出来并以之为材料的图像（这里图像等同于表象——读者注）。它反对我们在客观世界面前设置的属于想象、巫术和仪式的领域。它将我们对世界的表象撕裂，将被撕裂的[“被阐明的”(expliziert)]表象排序成有方向的字行，排序成可计数的、可叙述的、可批判的概念。上帝造人的神话表明，所有书写都具有反对巫术的职责。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文字从根本上来说都令人惊恐：它让我们从前文字的表象中惊醒，将我们从前文字意识中那些意味着世界以及身居其间的我们自己的图像中撕裂出来。 在之前的论证中，我们说书写是为了摆脱令人眩晕的思维循环，进入以字行引导的思维。现在，这种说法可以变成：走出史前思维的巫术循环，进人线性的历史思维书写实际上是思维的转码，是从二维图像的面的符码转化为一维的字行符码；从凝练、模糊的图像符码转化为清晰、明确的书写符码；从表象转化为概念；从场景转化为过程；从语境转化为文本。书写是一种将表象撕裂并使之透明的方法。书写越是向前推进，书写的獠牙就越是深人我们记忆之中那些表象的深渊，将其撕裂，加以“描述”“解释”，然后转码为概念。书写沿着字行，向着记忆的深渊(“无意识”)和剥离了表象的客观世界前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这是一种进步着的理解。

赋予信息的姿态，典型地表达了主体否定熵增客观趋势的意图。赋予信息(制造不概然的情形)是为了让“精神”对抗荒谬地趋向热寂的物质。镌刻式的书写将这种“精神”嵌人客体，以“激发”(begeisterm)它，也就是说，使它变得不概然。

但对象是狡诈的。它们趋向于熵增，最终会导致刻在对象内的所有信息消失。“精神”嵌人对象的一切都将随时间推移而被遗忘。有一种办法可以摆脱这种困境：人们可以在泥板上写字，然后烧制这些泥板。主体的自由精神、追求不朽的愿望，得以与客体狡诈的惯性、热寂的趋势相对抗。从这个角度看，作为镌刻的书写，即“写入”，是自由意志的表达。

“写入”是费力的、缓慢的，并因此是出自深思熟虑的文字。它们是"纪念碑”[Monumente，来自拉丁文“monere”(思考)]。“写上”是匆忙投向对象表面的文字，目的是将消息传递给读者。它们是“文件”[Dokumente，来自拉丁文“docere”(教导)]。“写人”是纪念性的，而“写上”则是文件性的。

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感觉：罗马人最好用羽毛笔写，而僧侣们最好用凿子刻。我们的书面文献(Literatur)并不是纪念碑式的(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那样)。它不要求深思熟虑。它是文档性的，是提供教导和指示的。我们的文献需要的是博学之士(Doktor)，而不是智者。

书写者是设计师而不是画家。他不是为了掩盖表面而将墨水涂抹在表面，从而使墨水产生效果；而是在墨水的颜色和表面的颜色之间形成对比，从而使符号变得清晰明确(白纸黑字)。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产生表象，而是为了明确无误(只有一种方式可读)。书写并不表达巫术的、凝练的思维，而是递推的话语(diskursive)、历史的思维。

因为字母（这里说的是表音文字）是口语语音的符号，所以字母文字就是对声学上言说的记谱(Partitur)：它让声音变得可见。相反，数字则是理念的符号，是用“内在的眼睛”看到的图像(“2”是表示两个事物的心理图像的符号)。当然，数字也可以指示非常抽象的图像，只有经过训练的眼睛才能读出所意指的图像。因此，字母编码了听觉的感知，而数字则编码了视觉的感知。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书写时要让口语的声音清晰可见呢?当我们想在纸上用文字记录想法时，为什么要绕这么大的弯子去写口语，而不是像中文或一些新的计算机符码那样，用符号来表示想法，也就是使用表意文字呢？ 发明字母的古叙利亚人一定是出于某种重要原因，才在思维和文字之间插人了口语这样一个悖谬性的符码。

必须用字母而不是表意文字（这里作者包括了数字和中文——读者注）进行书写，才能以灭绝偶像的方式(ikonoklastisch)思考。这就是语言发音得以记录的原因。作为对口语的记谱，字母允许我们建立并规训那种通过言说达成的对图像的超越。

然而，字母显然无法抛弃表意文字。现代科学的话语离不开数字。尽管表意文字是图画的符号，但它们可以达到与语言绑定的思维所无法企及的抽象程度。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字母作为“纯粹的”概念思维的符码，是否真是一种幸运。也许，将思维束缚在语言上，抑制了我们非凡的抽象能力，以至于这种能力只能在数学和符号逻辑领域得到发展。

今天，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到前文字时代的言说。即使在托儿所和文盲群体中，文字也已经渗透了语言。 从我们当代人的角度来看，那时的人们口吃、结巴，他们已经产生了话语（如果我们所说的“话语”是声音从一个人的嘴流进另一个人的耳），但它无所指向。这不是真正的递推话语，它们会遇到障碍，向后退去，转一个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个时代的人喋喋不休。

字母并不是将口头语言写下来，而是将其写上去，将其提升、把握，将其按照规则加以整理。通过这种方式，字母也对语言的含义，也就是思维，加以规制和整理。语言成了材料，他们将它按压(dricken)到字母表上，从中挤压出字母来进行表达。 事实上，书写者内心所发生的事情，用冰冷的文字无法准确表达。书写者将字母这些死标记压在语言的活体上，让它们吮吸生命，然后看吧:这些吸血鬼在他的指下拥有了自己的生命。难怪他会感到生命的能量已经耗尽而昏厥过去。文学评论讨论的是书写者在语言上具有创造性的工作。

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书写的过程可以得到某种不同的描述，譬如，字母表迫使语言戴上正字法规则的枷锁。这样，语言就被扭曲了，呈现出原本不概然出现的形式。“不概然”是“信息丰富”的同义词，因此可以说，字母写作在逾三千五百年的时间里不断从语言中汲取新的信息。自文字发明以来，它一直在雕琢凿刻我们所能使用的每一种语言，总是试图将新信息呈现出来。因此，这些语言已经成为极其精细和宝贵的工具。

没有一个书写者，能够遇到未经无数人强暴的语言。

从词源学上讲，“Text”(文本)是织物的意思，“Linie”(字行)是麻线的意思。但文本是未完成的织物:它们由线条(“经线”)组成，并不像完成的织物那样由垂直线(“纬线”)固定。 书面文献(文本的宇宙)是半成品，它寻求完成。书面文献是面向接收者的，它要求接收者将其完成。书写者编织的丝线，将被接收者拾起，并将接收者自身编织进去。只有这样，文本才具有意义。有多少读者，文本就有多少意义。

所有文本都同样是伸出的手臂，充满希望或绝望地试图被另一个人接纳。这正是书写的姿态所具有的基调。

在我书写时，我为谁而在?)在文字主导的社会，这是个政治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中，书写(和出版)文本是真正的政治姿态。 我，一个书写的人，并不是为了所有人而存在，而是为了我能够接触到的受众而存在。那种“我为所有人书写”的幻想不仅是狂妄自大的，也是虚假政治意识的表现。书写者所能触及的，只有那些通过文本的传播渠道能够取得联系的读者。因此，他不是直接写给他的读者，而是写给他的中间人(Vermittler)。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中间人通常是出版者。

出版者是文本流中的一个格栅，其职责是阻止大多数文本付梓。我们目前身处其间的大量印刷文本，只是未能通过格栅的、粉身碎骨的文本的冰山一角。

尽管我们随处可见自动化审查装置的雏形(例如，在大众传媒的编辑部)，但出版者至今尚未成为自动机器。目前，出版者仍有足够的弹性来调整其标准，以适应他们想要采纳的文本。出版者和文本之间仍有对话，可以改变出版者的标准。文本与出版者之间的对话有时会改变出版标准，但同时也会改变文本。毕竟，这才是对话的本质：参与者成为他者的他者，通过改变他者来改变自己，得到印刷的文本不仅是改变了(打动了、影响了)出版者的文本，也是被出版者改变了(打动了、影响了)的文本。印刷文本是书写者和出版者握手的结果，带着两只手的痕迹。

因此，与未印刷文本不同，印刷文本承受的压力是双重的。它承载着书写者的表达作用和出版者的反作用它是一个攥紧的拳头，作为一个攥紧的文本，应当将双方的意图传达给未来的读者。只有那些服从剃刀的文本才能穿透。文本被攥得越紧，就越容易在软的棉絮中得到感知。

中世纪关于共相的争论涉及比较的问题。当我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做比较时，我在做什么？这两件物品是否有共同之处，是否可以从中找出某些典型之物？也许是它们共同的“家具性”？这是实在论的观点。或者说，我必须承认这两样东西的特征不具有可比性，我必须凭空捏造一个词(如“家具”一词)，在不可能进行真正比较的地方进行比较。这就是唯名论者的观点。 对于前者，典型、共相实际上蕴含在特殊性之中，是可以被发现的：“共相是实在”(universalia sunt realia)，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因此被称为“实在论者”。 对后者来说，特殊性背后什么都没有，类型只不过是我们为了便于比较而发明的一个名称：“共相是名称”(universalia sunt nomina)，因此，他们被称为“唯名论者”。

如果共相不过是空洞的词语，那么所有的哲学和神学都会变成纯粹的文字游戏(flatus vocis，发声的咕哝)，而所有寻求上帝的实践，如炼金术，都会变成恶魔一般。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必须承认，我一出生就被扔进的这个世界，完全是由无法比较的独特现象组成的。（”回到事物本身“——读者注。）

印刷术表明，类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形式(如柏拉图和中世纪实在论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可以建模(modellieren)、改进和废弃的。例如，由于拉丁字母表中没有德语发音“sch”的符号，所以发明了类型“sch”(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一项十分聪明的发明)。这并没有证明“类型纯属建构”这一唯名论论点。恰恰相反，这意味着尽管真的存在类型，它们仍然必须适应特征。类型“sch”不是盘旋在我们头上某种柏拉图式的天堂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将其从空气中抓取出来，相反，我们被迫将它与“sch”的发音相适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才实际捕捉到它的典型发音。这就是说，“理论”的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意味着对永恒形式虔诚而被动的思考，不再意味着空洞的文字游戏。它意味着对越来越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越来越真的)类型进行渐进的建模。

新的计算机符码再度让我们变成了文盲。一个新的文人阶层出现了。

如果将程序理解为面向装置而非人类的文字作品，那么自文字发明以来，人们就已经开始编程了。

因为人们一直面向作为装置的自身而书写。人们规定了人类行为的模型，这些指令构成了西方书面文献的一条重要线索，串联起不断向前推进的话语网络。以这条线索为指导，我们可以对西方历史进行如下梳理：起初，从汉谟拉比石碑开始，这些指令被称为“戒律”；后来，随着《十二表法》的问世，它们变成了“法律”，再后来又衍生出“法令”“条例”和其他形式的指令；在工业革命期间，又增加了与人们对机器的行为有关的指令，即“使用说明”；直到最后，自信息革命以来，前面讨论过的程序--对机器的指完成了这一发展。程序不仅是一种全新的书写方令式，也是文字开始之初所建立的趋势的完成。

刚才所描述的指令线索(以及其中所阐述的西方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例如，可以理解为去神圣化的趋势。“戒律”(如“十诫”)是神圣的，它们有一个神性的作者。那是一种超人的权威(Autoritat)，使人类成为傀儡(装置)。“法律”(如宪法)即使并非上天赐予的，至少也有一个神话性质的作者(如“人民”)，这个神话般的权威操纵着人们的行为。后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指令是由操纵他人的人制定的。“使用说明”揭示了所有指令都在寻求机器般的、自动的人类行为。

同样，我们也可以将指令的上述发展线索解读为一种对行为去价值化、将其科学化的倾向(如果将“科学”理解为价值无关的思考和行动的话)。“戒律”规定的行为符合“永恒”的价值，“法律”规定的行为符合“高尚”的价值，随后的指令则趋向于价值无关，直到最后，“使用说明”只适用于功能性行为。因此，这涉及行为的去政治化和功能化，这可以从指令的句法结构中解读出来。它们从命令命题(“你应当”)转变为功能性的“如果一那么”命题。因此，指令(以及整个西方历史)的趋势显然是将所有行为完全去政治化，而一旦达到这个目标，人类和社会将像控制论系统一样自动引导自己。

当编程摆脱了字母数字文字的束缚，思维就不再需要通过口语来变得可见。西方文化（以及所有其他字母文化）的显著标志——通过语言抵达符号的迂回——将变得多余。

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张网，我们在它的丝线与绳结中思考、感受、渴望和行动。 翻译是扩展和深化我们的宇宙的有力方法。

就口语而言，“前字母”情境与“后字母”情境截然不同。 在字母发明之前，口语(在我们可以追溯的确定的范围内)是“神话”的载体，即社会中体验、认知和行为模型的载体。有些人，即“神话讲述者”(可能主要是年老而有智慧的人)，他们的任务就是将神话传承下去，与之相伴的还有保存和丰富语言的任务。 后来使用字母书写的人接替了这项任务。荷马史诗可能是一个例子，说明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过渡是一种语言保护和创造的姿态。(顺便提一句，神话讲述者很可能是将神话唱出来的，因此向字母文字的转变可视为口语中某一维度的失落。) 在字母被超越之后，将不再有精英负责保存和丰富口语。语言将放任自流(即所谓的喋喋不休)，回到原始状态。从目前尽管还处于萌芽阶段的情况就足以看出，难以希望未来的文盲精英来承担照看语言的任务。

仍在制作磁带和唱片的诗人将制作视频短片，这不仅因为他们实际上不是“诗人”(与语言打交道)，还因为他们创造了新的体验模型他们的创作面向那些尚未负担得起视频剪辑的人。他们的语言创造力服务于仍在兴起中的技术，他们制作(而且事实上已经制作出来了)的说话和歌唱的动态图像，将不仅使用语言，还使用比语言更显眼(augenfallig)的符码。正因为当代口语诗歌如此具有创造性，所以这表明，口语已经注定要为新符码服务，并成为背景噪声——就像我们在有声电影中看到的那样，音乐和言说，尤其是后者，乃是种辅助功能，因此可以说，无声电影才是真正的电影"语言”。

这提出了一个假设：在难以想象的遥远过去，随着言说的兴起，之前丰富而具有创造性的手势退化成了辅助性的东西，就像当前的言说即将退化一样。

在字母的支配下，思维与语言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诗”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语言游戏，其策略是创造性地扩大语言的宇宙。通过操纵词语和句子、调节语言学上的功能、与词语和句子意义展开游戏、在节奏和旋律上调整音素，这个语言的宇宙得以更加深邃宽广。在这个意义上，诗是语言的源泉，语言总是从诗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批判性阅读与解谜性阅读究竟有何不同?从一堆待挑选的谷粒中，批判性阅读挑出好的谷粒，直到只剩下一堆不好的谷粒为止。对于解谜性阅读而言，没有好的或不好的谷粒，但即便是这种读法也必须挑选一些谷粒，留下其余的。解谜性阅读最终也必须面对两堆谷粒。

无论”真理“是最终显现出来的东西，还是我们最终揭示出来的东西，抑或是我们在“知与物的符合”(adaequatio intellectus ad rem，使喙适应于谷粒)的基础上不断努力达成的东西，它始终是一个无法达到的边界情况。解谜性阅读试图接近它。波普尔称其为“证伪”：人们挑选一堆假谷粒，直到(最后)只剩下真谷粒。看吧：真理是不可企及的，但不知何故，它从一开始就为我们所有。否则，“假”谷粒怎么会被识别为假的并从谷粒堆中被读出呢？解谜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一样“原始”：就像鸡一样，科学家从一开始就知道该啄哪些谷粒。 这里最突出的一点是牛顿的命题：“我不虚构假设”(hypotheses non fingo)。牛顿的意思是，他的假设不是虚构的。但他无法否认，这些假设是帮助人们一劳永逸地筛选出真理的手段，它们是诡计，就像比喻、夸张、寓言、比拟和隐喻等所有其他修辞一样。

鸡认为谷粒是好东西。科学使这种信念得以相对化：谷粒相对于食物来说是好的(沙粒相对于海滩来说也是好的)。这是基于“现实是价值无关的”这一科学信念。批判性地对待这一信念，就是要认识到所谓“现实”实际只是我们所相信的样子而已。这第三个信念已不再能被批判。显然，要想批判一个信念，就必须有另一个信念。只有在某种信念的基础上，阅读（“挑选”、“啄食”——读者注）才有可能。所有的批判性阅读都必须从一个不容批判的信念出发。没有这种信念，一切都无法批判，一切都无法阅读。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不容批判的信念。从而，我们失去了批判和阅读的能力。学习阅读和书写毫无意义。没有什么可读的了，更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科学推崇解谜性阅读，将其作为批判性阅读的替代，但这一解谜性阅读本身就是变相的批判性阅读。这打破了阅读的基础，即对可读性(无先决条件的解译)的信念。

书写以符号的方式选取内容，阅读则把挑选镶嵌进去的东西再提取出来。这就是加密和解译的含义。

解译就是从容器中提取出内容，它是对编码者放入、折叠、暗示内容的展开。这不仅体现在单个密码的层面，也体现在编码消息的各个层面。如果这些内容折叠得很紧密(比如，赫拉克利特的片段、尼采的格言或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那么解译就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但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眼睛会沿着字行飞快移动，很容易就能拾取到内容。我们知道，这是一种错误。因为这样一来，不仅许多“隐藏”在容器深处的内容会逃脱我们的视线，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被编码者牵着鼻子走。因为他可以颠倒黑白，他可以撒谎，而只有细心的解译者才会发现他的谎言。这种遵从性阅读基于文本的线性结构，它违背科学家（他们作为作者并不希望被视为权威——读者注）的意志而将他们当做权威。眼睛必须顺着字行才能接收消息。

批判性地阅读文本就是将书写者视为罪犯，同时对其犯下罪行。整件事都沉浸在犯罪的基调中。读者变成了侦探或凶手，而且有可能发生——如在某些侦探小说中——侦探就是凶手的情形。书写者终归是罪犯，因为他总是撒谎，即使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批判性的读者逆向地在字里行间阅读，进入书写者的内心，进人他的语境，进入他的无意识来发现他的谎言。

书写的荒谬感之所以给许多书写者造成困扰，不能仅仅归咎于文本的泛滥或更合适的符码正在兴起等外在事实。毋宁说，它是书写作为一种参与、作为一种表达性的姿态而被意识到的结果。对文化场景的观察只是其次，对自己的观察才能让书写者意识到，他的丧钟已经敲响。 下面的例子就体现了这种悲观情绪。在我打字时，我试图做两件事：把我关于书写已经衰落的想法整理成一定 顺序，并传达给他者。然而，我几乎可以确定，我在整理自己的想法时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我确切知道，我的文字将会如何得到解读，只要有人在文本泛滥的情况下仍去读它。那就是，它或将被不断重复，或被草率浏览，或有可能表明我有意无意地撒了谎。上面所写的内容，也适用于前文关于书写过程所作的譬喻：衔尾蛇。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了。这个“尽管如此”就像一个无形的标题，笼罩着当今写下的所有文字。 书写者又为何要抱怨呢？毕竟，在成为书写者之前，他们首先是读者，阅读在本体论和生活史的角度都先于书写。写下的一切都是对匆忙的、批判性阅读的文本做出的注解性回答。最终是读者以各种方式吞噬了文字。如果作为读者的书写者吞噬了他者的文字，那么不足为奇的是，旦书写者得到了启蒙，他也势必吞噬自己的书写(他在书写这些文字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吞噬)。他不过是学会了如何解译自己加密的密码。剩下的只是空容器。一旦我们知道，书写就是写出一连串的“零”，“密码”这个词就恢复了它原本沉闷的含义。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写过关于邮政的哲学。这种哲学一定是从对”等待“的分析开始的。书信是人们等待的东西，或者说它们是不期而至的。当然，等待是一个宗教范畴：它意味着希望。邮局就建立在希望的原理之上。不能说如果邮局消失了，一切就不再有希望。人们也会带着恐惧与战栗等待电话，而一且电话铃突然响起，那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但等待书信的持续时间和节奏则不同。对书信的期盼可能长达数周，而且这种期盼主要凝结在每一天的特定时段。这样的描述也适用于节庆活动的持续时间和节奏。也许，书信之所以还能勉强维持，是因为它提供了我们所剩无几的节庆元素。对书信的思考就从这一点开始：书信是为节庆所作的文字。

权力现象学必须首先承认权力是一种来自可能性的进军，这些可能性是在抵抗中成为现实的；从而，权力不是人们必须遵守或必须与之斗争的已经成为现实的东西，相反，权力首先寻求抵抗以成为现实。

书写脚本的人，他们站在一片容易滑倒的倾斜地面上，它是文字文化的高原与技术图像文化的深渊之间的桥梁。他们就像走钢丝的人一样，试图通过文字的杂技来保持文本与图像（或声音）之间的平衡。不过，这种杂技不是公开的景观，因为它发生在媒体内部。

模拟是一种简图：它简化了被模拟的对象，夸大了它的某几个方面。杠杆是对手臂的模拟，因为它只保留了手臂举起物品的功能，而忽略了其余所有方面；但由于它将这一功能夸大到了极致，所以它能比它所模拟的手臂更有效地举起物品。以数字符码表达自己并制造图像的思维也是思维本身的简图。但是，如果低估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它是愚蠢或是狭隘的，这本身就相当危险。杠杆是人体肌肉功能的第一张简图。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它所产生的设备，在大多数领域取代了人体的肌肉功能。在对思维的模拟方面，我们正处于与杠杆类似的位置。在如下意义上，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会思维：向外投射大脑过程，以将它们从心理、哲学和神学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并让它们充分发挥作用。

机器的一个优势就是它们不难遗忘。从它们身上，我们学到了遗忘的重要性。重新学习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记忆的功能。 如果人们在数字符码中识别出一种对全新的思维方式的表述，这种表述不能称之为数学，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将被迫从记忆中抹去整个关于事实和想象的图书馆。

未来的“读者”坐在屏幕前，调用存储的信息。这不再是沿着预先写好的字行被动地接收（挑选）信息碎片。这更像是主动编织可用信息元素之间的交叉联系。他凌驾于历史之上，能够编织自己的时间流，他不是沿着一条线来阅读，而是编织自己的网。

对我们这些拼读字母的人来说，当下从字母向新符码的过渡，就像在悬崖峭壁间的危险行走。而对我们的孙辈来说，这似乎将是一场轻松的漫步。他们会在幼儿园里轻松地学习新的东西，但我们并不是他们。我们必须回到幼儿园吗? 我们必须回到幼儿园。我们必须回到那些尚未学会读写的人的水平。在这个幼儿园里，我们将不得不学着用电脑、绘图仪和类似的“玩意”玩幼稚的游戏。我们必须使用复杂而精巧的装置，这些装置是千百年来智力发展的成果，却被用于幼稚的目的。这是一种屈辱，但我们必须忍受。与我们共享这座幼儿园的年幼的孩子们，在处理这些笨拙而精巧的东西时，会比我们更加轻松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