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研究者、研究论著

吴晗《明代的军兵》

明初创卫所制度，划出一部分人为军，分配在各卫所，专负保卫边疆和镇压地方的责任。军和民完全分开。中叶以后，卫军废弛，又募民为兵，军和兵成为平行的两种制度。

在明代户口中，军籍和民籍、匠籍平行，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匠籍属于工部。军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份、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和民不同。军和民是截然分开的。兵恰好相反，任何人都可应募，在户籍上也无特殊的区别。军是世袭的、家族的、固定的，一经为军，他的一家系便永远世代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直系壮丁死亡或老病，便须由次丁或余丁替补。如在卫所的一家系已全部死亡，还须到原籍勾族人顶充。兵则只是本身自愿充当，和家族及子孙无关，也无固定的驻地，投充和退伍都无法律的强制。军是国家经制的、永久的组织，有一定的额数，一定的戍地。兵则是临时招募的，非经制的，无一定的额数，也不永远屯驻在同一地点。

从养军三百万基本上自给的卫兵制，到军兵费完全由农民负担，国库支出；从有定额的卫军，到无定额的募兵；从世袭的卫军，到雇用的募兵，这是明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军权不属于私人，将帅也无直属的部队。兵则由将帅私人所招募、训练，和国家的关系是间接的。

卫所分统于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司有都指挥使，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全国卫军都属于中央的大都督府。大都督府掌军籍，是全国的最高军事机关。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洪武二十六年定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

和都督府相配合的机关是兵部，长官为兵部尚书，“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

明初开国时，武臣最重。 武臣出兵，多用文臣参赞。 正统以后，文臣的地位渐高，出征时由文臣任总督或提督军务，经画一切，武臣只有领军作战的任务。 政府的用意是以文臣制武臣，防其跋扈。结果是武臣的地位愈来愈低。正德以后幸臣戚里多用恩幸得武职，武臣愈为世所轻。在内有部、科，在外有监军、总督、巡抚，重重弹压，五军都督府职权日轻，将弁大帅如走卒，总兵官到兵部领敕，必须长跪，“间为长揖，即谓非体”。到明朝末年，卫所军士，虽一诸生，都可任意役使了。

总兵是由中央派出的，官爵较高，职权较专，都指挥使是地方长官，渐渐地就成为总兵官的下属了。后来居上，于是临时派遣的总兵官驻守在固定的地点，代替了都指挥使原来的地位。

总兵官变成镇守地方的军事统帅以后，在有战事时，政府又派中央大员到地方巡抚，事毕复命，后来巡抚也成固定的官名，驻在各地方。因为这官的职务是抚安军民，弹压地方，所以以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派充。因为涉及军务，所以又加提督军务或赞理军务、参赞军务名义。巡抚兼治一方的民事和军务，不但原来的都、布、按三司成为巡抚的下属，总兵官也须听其指挥。

明朝末年“流寇”和建州内外夹攻，情势危急，政府又特派枢臣（兵部尚书）外出经略，后来又派阁臣（大学士）出来督师，权力又在总督之上。这样层层叠叠地加上统辖的上官，原来的都指挥使和总兵官自然而然地每况愈下，权力日小、地位日低了。

明初卫所军士的来源，大概可分四类，《明史》卷九〇《兵志二》记：“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从征和归附两项军士都是建国前后的旧军。谪发一项则纯以罪人充军。 除以上三项外，第四类是垛集军，是卫军最大的来源。

明初定都南京，集全国卫军精锐于京师。有事以京军为主力，抽调各地卫军为辅。又因蒙古人时图恢复，侵犯北边，命将于沿边安置重兵防守，分封诸子出王边境，大开屯田，且耕且守。靖难役后，明成祖迁都北京，以首都置于国防前线，成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定制立三大营，一曰五军，一曰三千，一曰神机，合称为京军。

明初京军总数在八十万以上。[162]永乐时征安南，用兵至八十万。[163]正统中征麓川，用兵亦十五万。[164]永乐宣德二朝六次对蒙古用兵，都以京军为主力。到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丧没几尽。

京军内一部分由外卫番上京师者称为班军。在名义上是集中训练，巩卫京师。实际上却被政府和权贵役作苦工。 京卫军的情形，也和班军一样困于役作。成化时以太监汪直总督团营，此后京军便专掌于内臣。

从京军军伍的减削情形看，明初到正统可说是京军的全盛时期。土木变后，经过于谦一番整顿，军力稍强，可是额数已大减于旧，可说是京军的衰落时期。从成化到明末，则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是京军的崩溃时期。

从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每年须用船运东南米数百万石北上，漕运遂为明代要政。运粮多由各地卫军负责。宣宗即位后，始定南北卫军分工之制，南军转运，北军备边。[223]特设漕运总兵，用卫军十二万人。

又行佥民壮法，增加地方兵力。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十四年令各处招募民壮，就令本地官司率领操练，遇警调用，事定仍复为民。 到此人民又加上一层新负担，军外加兵，疲于奔命。

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另想办法。于是有募兵出现。在卫军民壮以外，又加上第三种军队。募兵出而卫军民壮自以为无用，愈加废弛。 募兵和民壮不同，民壮是由地方按里数多少或每户壮丁多少佥发的，平时定期训练，余时归农，调发则官给行粮，事定还家。完全为警卫地方之用。募兵则由中央派人招募，入伍后接月发饷，东西征戍，唯政府之命。战时和平时一样，除退役外不能离开行伍。

可是军屯和商屯两种制度，不久便日趋废弛，国库也不能维持其独立性，为内廷所侵用。卫军坏而募兵增，政府既须补助卫军饷糈，又加上兵的饷银，国家经费，入不敷出，只好采取饮鸩止渴的办法，以出为入，发生加派增税捐纳种种弊政，农民于缴纳额定的赋税以外，又加上一层军兵费的新负担。

因外族侵略和农民起义而增兵，因增兵而筹饷，因筹饷而加赋。赋是加到农民头上的，官吏的严刑催逼和舞弊，迫使农民非参加起义不可，《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附《叶廷秀传》说：

催科一事，正供外有杂派，新增外有暗加，额办外有贴助。小民破产倾家，安得不为盗贼！

结果是朱明的统治被推翻。“流寇”领袖攻陷北京的李自成起事的口号是：

从闯王，不纳粮！

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

总览：核心观点

1. 动态演变观：明代军事制度并非在开国时定型，而是在元末战争、明朝建国、洪武政治清洗、靖难之役、永乐扩张乃至土木之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影响下，经历了草创（1351-1364）、建设（1364-1380）、稳定（1380-1449）三个时期的持续演变。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是制度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标志。

2. 渊源与断裂：明初军事制度直接承袭自元末红军（尤其是朱元璋部）的军事组织，而非简单模仿元朝中央官制。同时，明初制度的设计（如以全军为“禁军”的构想）在后续扩张和政治斗争中发生了偏离与蜕变。

3. 机制重于条文：本书不满足于梳理制度条文，更致力于揭示制度背后的运作机制、权力关系和人事活动。即关注“谁在什么机构中、通过何种方式行使权力”，从而理解制度实际如何运行。

4. 内外圈层结构：明朝的军事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内外圈层结构。从最核心的“上直卫”（如锦衣卫、金吾卫），到驻京的亲军卫、普通卫，再到直隶卫、都司辖卫，亲疏关系和职能分工清晰。这一结构是动态形成的，是政治斗争和军事需求的结果。

5. 文武关系转折：明前期是武官勋贵集团从鼎盛到衰落、文官地位逐步上升的关键时期。这一过程与洪武屠戮勋贵、靖难之变、永乐以后以文制武体制的确立密切相关，并最终在土木之变后定型。

分章节总结：作者观点与支撑史料

第一章 机构设置

• 核心观点：军事机构经历了从元末红军体制（元帅府、行省-行枢密院-帐前都司）到明朝卫所制，再到五军都督府体系确立的复杂演变。机构设置不仅分层级，更形成了内外圈层结构。

• 分期与演变：
• 草创时期（1351-1364）：模仿元代地方管军体制，从郭子兴部的“元帅府”发展到龙凤政权下的“都元帅府”，再至朱元璋建立“江南行省”，下设行枢密院（统外地）和帐前都司（统直属主力及禁卫），形成了初步的圈层格局。
• 建设时期（1364-1380）：甲辰年（1364）称王后创设卫所，初期试图将全军纳入“亲军卫”体系。后分化出上直卫、亲军卫、普通卫。地方上，从行省统军，到设行都督府，再到确立都指挥使司（都司） 统辖卫所的三级管理体制。大都督府从虚衔发展为实权机构。
• 稳定时期（1380-1449）：洪武十三年废丞相、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五府分统都司卫所，但决策权上收。永乐迁都后形成南北两京五府并立格局。此时期，特殊卫所（如锦衣卫、陵卫、屯卫、军民卫）大量出现并制度化，圈层结构进一步完善。

• 支撑史料：广泛引用《明太祖实录》、《纪事录》（俞本）、《国初事迹》（刘辰）、《皇明开国功臣录》（黄金）及大量明人文集、碑传、地方志，通过对比诸将任职迁转，勾勒机构变迁线索。例如，通过俞本记载辨析丙申年设省时将领任职，揭示行枢密院与帐前都司的并存；通过卫选簿、地方志考证卫所分司与改调。

第二章 兵权分配

• 核心观点：明前期的兵权分配经历了从“君臣未定”到“君权独揽”，从“勋贵主政”到“以文制武”的根本性转变。

• 三大关系：
1. 君臣之间：朱元璋在元末长期与徐达、汤和等将领是龙凤政权下的“上下级”关系，而非严格君臣。建国后，这种历史渊源导致猜忌，是洪武年间屠戮勋贵的重要背景。
2. 派系之间：明初高级将领存在濠州旧部、巢湖水军、后期归附等不同派系。朱元璋通过扶持嫡系、打压旧部（如邵荣案）来巩固权力。派系斗争直接影响卫所的兴衰和洪武党案的指向。
3. 文武之间：洪武时期，大都督府与中书省并立，武臣势大。洪武十三年后，五府权分，文官（如兵部）地位上升。永乐以后，总督、巡抚制度的发端与发展，标志着文臣在军事领导权上逐渐压倒武将，土木之变后成为定局。

• 支撑史料：利用《明本纪》、《纪事录》揭示朱元璋早期与诸将关系；通过对比《实录》与私家著述中关于邵荣等被诛将领的记载，分析派系背景；从《实录》中梳理“总制”、“参赞军务”到“总督”、“巡抚”的官职出现和事例，证明文臣统军权的上升。

第三章 行伍组织

• 核心观点：卫所制不仅是管理单位，更是军队编制的基础。但战时组建的作战部队（行伍）与平时管理的卫所体系逐渐分离，常备军体制在永乐以后重建。

• 核心内容：
1. 行伍名号：明初继承了元末的“元帅”、“万户”等行伍官称，后逐渐规范为“总兵”、“参将”等战时指挥体系，与卫所世官制分离。
2. 亲征军：以永乐北征为例，临时从各卫所抽调官兵，编组为“营”、“哨”等作战单位，打破了卫所的固定编制。显示了卫所制向“管兵马”的行政管理职能倾斜。
3. 常备军：洪武时期理论上“兵将分离”，无常备野战军。但永乐后，为应对北方威胁，先后组建了“京营”（如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和“边镇”常备作战部队，标志着明代军事组织向专业化、常备化转变。

• 支撑史料：分析《实录》中历次战役的将领头衔和军队编组；引用永乐时期北征的军队编组记录；利用《大明会典》、《明英宗实录》中关于京营和边镇组建、操练的条文和记载。

第四章 身份管理

• 核心观点：军事体系内存在着复杂的身份等级与差异，其来源、待遇和演变反映了国家控制人力的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 三大群体：
1. 武官：探讨武官品级、散官、俸禄序列的匹配与演变过程，指出其序列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洪武中后期逐步协调定型。
2. 军与兵：详细辨析“军”（世袭军户）与“兵”（临时招募）的不同来源。“军”来自“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作者重点探讨了“垛集”的性质，认为它初期是一种强制性的集体应役方式，后演变为固定的军户来源。
3. 舍人与余丁：厘清了卫所内武官家庭成员（“舍人”） 与军户家庭多余男丁（“余丁”） 的身份区别。他们构成卫所的后备力量和差役承担者，其管理和使用是卫所制度运行的重要环节，也是明代中后期“募兵”的重要来源之一。

• 支撑史料：综合运用《诸司职掌》、《大明律》、《实录》中的制度条文；利用“卫选簿”等档案材料分析武官袭替实例；从地方志、奏议中寻找“垛集”和“舍余”管理的具体案例，如引用嘉靖《雍大记》等方志关于军户编佥的记载。

（洪武后期）先后在宁夏、大同、大宁等地设置的各组屯卫，应如“供给辽府”，亦为供给诸王。由“新编士卒”“全伍屯田”，可知洪武时期的屯卫名副其实，是纯粹在边境开荒的农垦单位，与普通卫所兼行操守、屯田不同。 此时（正统五年）屯卫军已有部分入伍操练，与普通卫无甚区别。总之，屯卫在洪武时期甚至永乐初尚是纯粹的屯田军事机构，永乐后则与一般军卫趋同。

明代某些卫所、土司的正式名称中，带有“军民”字样，如“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迭溪守御军民千户所”“丽江军民府”，大多创设于明前期特别是洪武时期。关于军民卫所的特点，谭其骧总结为兼理军民、边地分布；顾诚强调其实土特征、管民较多；郭红做系统性探讨，指出军民卫所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并强调民的土著色彩：“西南少数民族聚居，是军队的主要控制对象，与北方相比更需强调军民共管，故加‘军民’二字……各军民司、所兼用部分少数民族官员和土兵，但绝大部分官吏及军士还是从内地派来的或者是其后裔。”[373]的确，军民卫所的特殊之处，关键在于管民。这些民到底是哪一类人众，在卫所中如何组织？军民卫所的设置，与地理位置、民数、实土性质的具体关系如何？这些问题尚待辨析。(p37)

大纲

1. 军队的人员组成：从静态“来源”到动态“演变”

• a. 军户制度（根基与困境）
• 学界观点：传统研究（如吴晗、王毓铨）强调军户的世袭性、强制性与负担沉重，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户籍制度，并认为军户的逃亡是卫所制瓦解的主因。新近研究（如刘志伟、于志嘉）则更关注军户的社会生存策略（如家族内的帮贴、在卫所形成新的宗族），将其置于明清社会变迁中考察。
• 关键议题：军户的社会地位、经济负担（正军、余丁、帮贴）、司法管理、逃亡的原因与后果。
• 可引用：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经典制度分析）、于志嘉《卫所、军户与军役》（社会史视角的典范）。

• b. “军”与“兵”的分别（概念的融合）
• 学界观点：早期研究（如吴晗《明代的军兵》）严格区分二者。当前共识认为，“军”指卫所世兵，“兵”指募兵，但在明中期以后，二者在实际管理和作战中界限日益模糊，“兵”逐渐成为国家常备武装的统称。
• 关键议题：“兵”的招募方式、待遇（粮饷）、管理归属（由文官或将领直接统领），及其对军队职业化的影响。
• 可引用：肖立军《明代省镇营兵制与地方秩序》探讨了“营兵”（募兵）体制的成型。

• c. 人员构成的动态演变（主线故事）
• 学界叙事：这是明代军制史的一条主线。明初以从征、归附、谪发、垛集等方式充实卫所，建立军户体系。明中期，因卫所制败坏，为应对“南倭北虏”，戚继光、俞大猷等将领大规模募兵，组建精锐的“戚家军”“俞家军”。明末，九边及对内对外作战主要依赖募兵。这一演变反映了国家兵役制度从世袭义务向雇佣职业化的转型尝试。
• 关键史料：《明实录》、《大明会典》中的相关记载；戚继光《纪效新书》中关于选兵、练兵的原则。

2. 军队的权力架构：“以文制武”下的制衡与效率

• a. 中央与地方：“将不专军，军不私将”
• 学界观点：学者普遍认为这是明朝防止武将坐大、维系皇权的核心设计。通过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的分权（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以及战时任命总兵官、战后归还将印的“挂印将军”制度，实现“将不专军”。批评观点认为，这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指挥效率和将领的主动性，是明中后期战斗力下降的制度性原因。
• 关键议题：五军都督府职能的演化、总兵官制度的形成、京营（三大营）的指挥体系。

• b. 文官与武官：以文制武的深化
• 学界观点：明初以武官为重，永乐后逐渐形成文官主导的军事决策体系。督抚（总督、巡抚）制度的常态化，使文官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兵部尚书的权力上升；派文官担任监军。这确保了军队忠于朝廷，但也常引发文武不和、互相掣肘的问题。
• 关键案例：明代中后期几乎所有重大军事行动（如于谦守北京、王阳明平叛、熊廷弼经略辽东），均由文官主导。兵部（文官）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武官）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
• 可引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关于戚继光受文官制约的描写，是理解此问题的生动读本。

• c. 军事与行政：卫所作为“地理单位”
• 学界观点：你提到的“军民卫”是理解此点的关键。历史地理学者（如顾诚、周振鹤）提出，卫所不仅是军事组织，更是一种行政管理单元。卫军是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在边疆未设州县处，卫所兼管军民，成为实际上的地方政府；在内地，卫所管辖的屯田也形成独立于州县的地理空间。这修正了仅从军事角度理解卫所的局限。
• 关键议题：“实土卫所”与“非实土卫所”的区别、卫所与州县在户籍和土地管理上的纠葛。
• 可引用：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经典论文）、邓庆平对卫所与区域社会的研究。

3. 军队的后勤经济：财政能力决定军事能力

• a. 军屯：从“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理想破灭
• 学界观点：王毓铨经典研究已详述军屯的组织、分地与剥削。当前研究更关注军屯的私有化、民田化过程，以及屯田收入在明朝财政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共识是，明中叶后军屯已无法支撑军队，军饷越来越依赖太仓库拨发的白银（即“年例银”）。
• 关键议题：屯田子粒（税粮）的征收与折银、屯地的典卖与侵占、军屯制度败坏对卫所制的冲击。

• b. 运输与粮饷：帝国动脉的梗阻
• 学界观点：黄仁宇曾多次强调明朝缺乏数字化管理和后勤能力。军队的调动和物资转运效率低下，严重制约战略实施。最新的研究（如李义琼、赵现海）深入探讨了漕运、开中法（让商人运粮到边疆换取盐引）等具体机制如何运作，又如何一步步失效，最终导致边军长期欠饷，成为明末军事危机的重要根源。
• 关键史料：《明经世文编》中关于漕运、边饷的大量奏疏。

4. 军队的武器战术：技术革新与制度惰性的赛跑

• 总体叙事：明代经历了从冷兵器为主到火器为核心的深刻变革，出现了步、骑、炮、车协同的战术（如戚继光的车营）。但学界争议在于：这种技术进步为何未能挽救明朝？

• 核心观点：
1. 技术依赖与自主性：明末严重依赖进口和仿制“红夷大炮”，自身研发和规模化生产能力不足（张国平、李湖光的研究）。
2. 制度瓶颈：先进的火器需要专业的、常备的、训练有素的士兵操作，这与世兵制、临时募兵制均有矛盾。养一支职业化火器部队成本极高，考验国家财政。
3. 战略文化：儒家文官集团对军事技术的矛盾态度（既利用又轻视），以及“重道轻器”的思想，可能抑制了持续的军事创新（李伯重、皮国立的研究有所涉及）。

• 可引用：邱仲麟对明代城墙防御与火炮技术关系的研究；彭勇主编的《明代军事史研究丛书》中有多篇相关论文。